就在中国从华东到华西，从华南到华北，张开大嘴，放声歌唱俄语歌曲，进行选拔大赛，要“情动俄罗斯”（参阅“国际在线”： http://gb.cri.cn/2009eluosi/#none）时，俄国却给中国张开的嘴里送进一大勺苦涩的黄连，来报答中国甜蜜的歌声：6月29日，莫斯科东部行政区区长尼古拉.叶夫季赫耶夫宣布：“由于违反卫生规定，莫斯科最大的市场被临时关闭”，这意味着价值近20亿美元的华商商品将被没收，成了莫斯科政府的战利品。这一天，离中俄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俄建交60年庆祝大会只有12天（6月17日），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离开俄罗斯更近，只有11天（6月18日）。于是，中国口含俄罗斯喂到嘴里的黄连，成了哑巴，有苦难言。

这是俄罗斯的惯用伎俩。每当两国元首情到浓处，或中国政府给俄罗斯送大礼时，就对中国公民或中国利益下黑手，让中国民意不能，也不敢谴责它：谴责它怕伤着本国政府和领导人。它的逻辑是，官方舆论爱本国官方，只要自己被你们国家官方爱了，你们的官方舆论也只能爱我，不管我马上干了什么。如果你马上谴责我，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俄罗斯怕中国的民间舆论，民间舆论怕官方舆论，官方舆论怕官方，官方呢，俄罗斯不怕。

这种吃黄连的悲喜剧2007年就上演过一次。那是2007年3月26日，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俄罗斯“中国年开幕式”。

中国国家主席在开幕式上致辞说，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俄罗斯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自中俄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蓬勃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中俄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是两国人民的真诚愿望，也是双方国家的必然要求。

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中说，他衷心欢迎诸位出席俄罗斯“中国年”开幕式。对俄中两国来说，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因为俄中两国不仅是好邻居，而且是好伙伴。两国人民的历史和文化本身就说明，两个伟大国家在文化和精神上深深地相互吸引。毫无疑问，今年两国悠久关系的历史将增添辉煌的新篇章。

当年4月1日起，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外国人在露天市场从事零售经营的法律正式生效，严重冲击当地的数万华商，各大市场纷纷上演“中国制造”大甩卖。有华商感叹，以前“赚钱轻松”，现今却变成“委曲求钱”。20万华商大半回国，另谋发展；也有的“坚守阵地”，寻觅转机。

另一个故事情节更简单。2009年2月19日，中国的《环球时报》在头版和末版讲述了这个故事。头版是一道彩虹：俄罗斯承诺向中国提供3亿吨石油（我们已经知道俄罗斯的“承诺”是什么了——本文作者注），换取中国向俄两家石油公司提供250亿美元的贷款，该报欣喜地说，“石油大单令中俄双赢”；而在它的尾版（第16版），则划着一道殷红的伤口：“中国货船被俄舰击沉”。

国家之间为了利益而相互博弈，是正常的，但敲诈、勒索，甚至绑架别国公民对本国领导人的爱戴和对本国政府信任，就不正常，甚至缺德了。说这是强盗行经可能过了，但这肯定不是一个受尊敬的大国该干的勾当。

                      2009年7月4日星期六

躺在床上打开电视机，凤凰早班车刚刚开行，知道今天是“七一”，而且知道了“七一”的第一件事情：香港回归12周年纪念。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以示庆祝。天气好像不大好，天空的云彩有点重，没有被晨光烧成火红的朝霞，倒被染成浓浓的紫色。因此，对港人而言，“七一”是紫色的：紫色的云，紫色的花（紫荆），紫色的气。香港被称为东方之珠，珠子紫了，是紫气东来。

上网，一下撞上了两件事，一件事“红”，另一件事“绿”。红的这件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8周年纪念，为这个日子剪彩的，是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集体学习，如何推进党内民主。一党执政的国家，两段民主最重要，一段是“树干”民主，另一段是“草根”民主。树干民主就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任何一点进步，对推动社会民主来说，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况且，这次学习多了点新意，少了点套话，总书记胡锦涛强调，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最根本的是要认真落实党章及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规章赋予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使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真正发挥主体作用。重点从领导作风，变成了党员权利，作风飘浮，权利塌实，挠到了痒处。痛也好，痒也好，不痛不痒不好。

“绿”的那件事与工信部有关。7月1日，本来是它要强行把“绿坝”过滤软件安装进所有要出售的电脑的日子，但迫于舆论压力，或许还有上级指示，安装的日期延缓了，虽然它嘴上不这么说。无论如何，这是对民意的一个让步。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老批历史上的让步政策。其实，让步是因为你有步可让，是自信的表现，谁见过站在悬崖边上的政府让步？以我之见，会让步的政府是绿色政府，就像绿色食品一样，让人放心。所以，工信部，好像是想要做公信部，有公信力的部。

这三件事其实和我都没有什么关系，和我有关系的一件事有三种颜色，在红色和绿色之外，加了蓝色，那是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的会标。今天下午，它和博源基金会联合举办一个内部学术探讨会议：中国未来30年向何处去？主讲人是秦晓，政界、商界和学界三栖的人物，而且均达上乘境界，为政进过什么海，经商管着数千亿，求学拿到剑桥博士，他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在秦晓看来，“现代化”和“现代性”不是一个玩意儿，现代性软，现代化硬，近代以来，硬的压倒了软的，民富国强，压倒了理性、人权和民主。如何从现代化建设，导向现代性构造，可能就是秦晓想求解的方案，这不仅是一个思想方程式，也是一个国策方程式。

到会做题的不仅有著名的“北京共识”的作者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a），还有著名教授钱颖一博士，丁学良博士，崔之元博士，史天健博士，曹远征研究员，高全喜博士，雷颐研究员等等，2005年委员会理事长王波明主考。

这个论题的新意不言自明。上世纪90年代，有几个被称为“新左派”的人以反思现代性为名，从左边向改革发起攻击，认为改革过了；秦晓接过现代性，对之进行理性审视，认为改革不足，还是皮毛，没有脱胎换骨。

这是来自海洋的，被绿和红镶边的蓝调布鲁斯？

                          2009年7月1日星期三

——与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一席谈

晚9时30分，应约给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发短信：“徐校长，今晚回得来吗？”

发过以后，我开始后悔，他昨夜刚回济南，今日下午3点驱车往300公里外的胶东老家探望病中老母，说晚间9点半钟赶回来与我、傅有德教授，还有我的两个朋友一起品茶。这么远，如何赶得回来？开车赶夜路，要快就不容易安全；要安全就快不了。这么想着，我放下手里的咖啡杯子，给他再发一个短信：“显明兄，今晚你别回来了，”刚写到这里，“嘀嘀”，我的手机响了，来了短信，一看，正是徐显明的：

“我在下高速，5到10分钟内到咖啡馆。”

忠孝义之间，有儒风的山东名士一般都不愿让其中的任何一项受委屈，最后委屈的就是自己。

“先说说你的事，”刚刚落座，徐校长立刻对我说道。

我说完事情之后，心想，如此年轻已在两所名牌大学当了多年校长，处事能力果然不凡。他必定从我乡弟许章润博士那里知道我此行何为，如不一见面就说明放下，就等于我们每个人怀里都抱着块石头在谈话，话题很难寥廓清明。而且，他这样处理问题，亦可免除我的尴尬，要么宏论一夕，找不到机会说出我的来意；要么终于在左右言他的谈兴图穷时，有来意的“匕首”毕现，使我难避小人之讥。

我松了口气，呷了口咖啡。显明要了杯果汁，很克制地喝了一小口。要是我，开了那么远的车，心急火燎，不一口气把果汁全倒进胃囊才怪呢。话题转到当今世风，说到道德约束与宗教的关系，我的一个朋友说，她认识一个人，是党员，也信基督教，那个朋友发现，如今入党是为了做官，信教才是为了找精神归宿。但因此造成了心理紧张，党员信教是不是不好。

显明淡淡地笑了，从烛光中眯着眼看了看我的朋友，说，民营企业家都可以入党了，不可以拿过去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共产党的理想要在此岸实现美好社会，某些宗教信仰的是彼岸天堂，这不是一回事。一个是理性的政治信仰，另一个是非理性的灵魂信仰。况且，中国人信教，大多实用。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意识。

我不甚同意，请他解释。他又喝了一小口果汁，抿了抿薄薄的嘴唇，说：“拿关公来说，在武术家那里被当作武神供，在生意人那里，被当作财神供，在乡下还被当作土地爷呢，这哪是宗教？宗教里的一个神不应该有多种身份。”

这实际上触及到了东西方文化的深层差异，原则统一性，与境界差别性。

“你思想深刻，带博士生吗？”我问道。

“除非我想误人子弟，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啦？”徐博士说。

显然，像某某校长为自己的学生抄袭论文署名背书的事，在徐校长身上不会发生。

“我认为，大学校长不是自己要成为大师，而是要让自己的大学能吸引大师，要吸引大师，必须有大事可做。”

谋大事，而后才能聚大师，这或许就是徐显明治理大学的理念之一。他执掌中国政法大学时，已有不凡之鸣：设立儒学院，这在国内政法类大学里是首次，并设重金于黄金台（中国政法大学本校就在传说中的燕昭王为招贤而设立的黄金台旧址边），招揽天下俊杰，京师学界，龙凤趋之。

见他之前，我就听说他建议在山东大学创设国际儒学院，此举获得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支持。我提及此事，他说，此事还在谋划中，如果必须有一个国际儒学院，山东大学应该当仁不让。它不仅能够聚集大师级人才，对本校教师也有激励和鞭策作用。

“你不能成为大师不要紧，”徐校长说，“但你必须成为一个能为人师表的老师，要敬业，不能造业；多讲功德，少讲功利；要钻研，不要钻营；不要频繁地出现在娱乐场所，少杯觥交错，多切磋琢磨，虽不能养孟子的浩然之气，至少要潜心向学，保持清正之气。”

我赶忙屏了屏了呼吸，因为我当时鼻孔里出来的绝对不是清气，而是酒气，心里不免惭愧。

                    2009年6月29日星期一

“绿坝”，还是“绿帽”？

你去买一台电脑，如同你去买一辆爱车一样，总会希望它或他或她，像你所有的其他心爱之物一样，没有被别人使用过，没有被别人染指过，更不要被强暴过。坏消息是，据说从7月1日开始，所有要买电脑的人，都必须接受一台被人行使过“初夜权”的电脑，都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你的电脑被强行插进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绿坝”软件，在我看来，它更像是“绿帽”硬件。

据说，插进这个东西，就等于给电脑戴上了安全套，是保护少年儿童的花季，让他们与色情影像或文字保持安全距离。初衷是好的。政府总有一种当保姆的冲动，看着自己的人民，眼里忍不住露出爱意，总觉得人民还没有成年，需要保护。不过，世界上有不少父母和父母型政府可能没有意识到，动机纯良的保护，如果强制执行，很容易变成效果很差的侵犯，就像这款不和你商量，就将强行插进所有待“嫁”电脑闺女体内的“绿坝”一样。

它首先侵犯了公民的个人权利。既然是要保护上网的青少年，买电脑的公民家里都有青少年吗？如果没有，它的保护就变成了限制，它不仅限制了公民在市场上的选择自由（比如选择不安装自己不喜欢的软件的电脑的自由），还限制了公民在不受侵犯的私人领域里（比如家庭里）的自由，比如上网浏览任何自己喜欢的网页的自由。

其次，它侵犯了公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如果“绿坝”软件不能从电脑上删除，那是电子暴政；如果能够删除，那是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官方新闻称，这款软件由“郑州金慧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大正语言知识处理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国家提供4170万人民币采购供网民免费使用。官方还表示，以上两个公司都没有政府背景。在三种情况下，政府是在拿国库资助上述两家“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大家都知道，被“寻租”的公司不一定要有政府背景），不但不能创造任何社会效益，反而给公民增添麻烦：第一，家里有儿童，但因为质量问题，拒绝“绿坝”软件，宁愿选择其他过滤软件；第二，家里有儿童，但管理得法，不需要任何过滤软件；第三，家里没有要上网的儿童。

再次，它侵犯了未成年人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这个定义里的主语是“自然人”而非“公民”值得关注，公民是成年人，自然人包括未成年人。这就是说，未成年人也有自己不受侵犯的隐私权。如果家长启用了“绿坝”的定时屏幕截图，它监督的就不仅仅是所谓色情信息，孩子和同学或朋友的聊天内容也都失去了保护，都可以被家长看到，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有害的不尊重。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小时候日记被父母偷看，信件被父母偷拆的孩子，长大后患心理障碍疾病的几率，要比隐私受父母保护的孩子高许多。

因此可以说，“绿坝”过滤软件的强行安装，是公共权力侵犯私人权利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件事如果顺顺当当地做了，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做？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数日前崔卫平教授发给我的一条短信：“安装绿坝后，《我爱北京天安门》变成这样了：

“‘我爱北京敏感词，敏感词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词，指引我们向前进。’”

                      2009年6月27日星期六

——中国首届“正在消逝的文化”影像大赛启动

在一个朋友家庭聚会的派对上，一个小男孩的乱蓬蓬、从头顶指向天空，又向下纷披的头发引起关注。

“像只鸡毛掸子似的，”有人评论说。笑声一片，有的点头，有的摇头。

“鸡毛掸子是什么？”头顶着鸡毛掸子发型的那个小男孩忽然好奇地问。

没有人能给小男孩一个清楚满意的解释或描述，众人环顾四周，别说鸡毛掸子，连一根鸡毛也找不到。

这引起了在场的一个人心里的隐痛，他痛切地感觉到，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东西已经或正在消逝。这个人是李翰华，笔名亚丁，法国文学翻译家、诗人和小说家，用法文在法国出过中国题材的畅销书，现在是法国电影学院中方院长。也许是他在法国生活多年的经历，法国人的文化自豪感让他印象深刻，并引发了他对本民族文化的归根意识和依恋情怀，他对像被太阳晒干的泥浆一样，正在一片片从生活机体上脱落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口头文化，手工艺文化，生活文化和活的孤本祖传文化，等等，都异常敏感。

于是他经常向朋友们提起那撮“鸡毛”引发的忧虑，终于有一个人的心弦被他拨动了。这个人属于一个特殊人群，这群人一般被认为心里只有钢筋，没有琴弦，他们是房地产商人。但这个人不同，他是那种每天不拒绝与任何强酸强碱型人性标本发生化合反应，回到家里就打坐还原的人。很多人性都经不住高烈度利益冲突中六道轮回的倾轧和煎熬，其人性不是熔化，就是碎裂，或者变性、变形，但他，易小迪，据我观察，一直维持他原本的性状。他听了亚丁的诉说，决定赞助他搞一次活动，以期引起全社会对我们民族濒危文化的关注和保护。

于是，有了举办首届“正在消逝的文化”影像大赛的设想，这个设想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认同，也获得了一直关注濒危动植物的伊迪传媒公司的鼎力帮助，所有职员都义务参与筹备和举办大赛启动仪式。在仪式上，法国驻华大使包和帝到场祝贺，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她的举动，对整个世界都有影响，保护濒危文化，将给世界发出一个意义深远的信号，所有的民族都应该珍视自己的文化。

其实，包大使不好意思提到，40多年前，中国发动了一场全民性的文化灭绝运动，对世界的负面影响也很深远。那场运动不仅是对本民族文化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是对人类文明犯下的罪孽。我们所有经历了那场运动的人，都有义务救赎自己的罪孽。获得奥斯卡好评的电影《朗读者》，可以被多种角度解读，我更愿意从救赎罪孽的角度来看。故事的主人公汉娜自愿坐牢，为自己在集中营里犯下的罪衍救赎，承认了不是自己的签名；另一个主人公伯格在为自己的懦弱救赎，用自己被录音的朗读。

一个懂得并进行救赎的人和一个懂得并进行救赎的民族一样，是伟大的，至少不会是被自己打倒的。“正在消逝的文化”影像大赛，看点不是谁将获得奖励，而是谁将获得救赎，替自己，或者替同胞。

——不小心掉入金锋“鲁迅宴请知识界”现场

说真的，一直到穿过雨丝，跳到多伦饭店门前的台阶上之前，我都不确切知道，晓岩拉我来上海干什么。好在杭州有刚摘下的杨梅在等我，我也不计较此行是否值得。被引进咸亨酒店一个大餐厅，看见主桌后面的墙上贴着“鲁迅宴请知识界”的条幅，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别人当成行为艺术材料了，还以为只是一个京沪两地知识界友人或敌人的聚餐会，不小心把由头变成噱头罢了。

一坐下，我左边的钱宏兄就恶狠狠地盯着餐桌上的几叠小凉菜，小声对我说：“我中午没吃饭。”此话不虚，后来的一碗红烧肉，几乎被他包办了。等我慢慢明白我们要干什么的时候，“鲁迅”来了。说实话，这个所谓“鲁迅”与我从照片和作品中想象的鲁迅，既不形似，更不神似，食欲大减，更不要说说欲了。

                      图一:假鲁迅做作现场

那个“鲁迅”对鲁迅的了解，连皮毛都没有，别说精神了。除了几个人名，胡适呀，梁漱溟呀；几个口服的东西，饭呀，药呀；几个人类的分类名词，朋友呀，敌人呀，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最感兴趣的一是啤酒，喝了一瓶又一瓶，二是钱宏兄提到的“利比多”，老问“利比多”是什么东西。看场面太冷，一个插科打诨的小厮先是向著名政治学家刘军宁表示敬意，最伟大的大师呀，什么的，接着向他请教，研究政治学能得到什么好处。军宁告诉他，政治学是险学，不是好处学。小厮不依不饶，还说没有好处你怎么穿得这么西装革履。我看他是想故意挑起事端，打一架也比一片咀嚼声好。

这就是不导演的导演、问题现场行为艺术家金锋所要的吗？但我隐约感到，他所要的问题，似乎不是今天的问题。他所要的是“面向问题”的艺术，而不是“出了问题”的艺术。面向问题的艺术，按照金锋本人的理解，就是把问题人物（比如金锋处理的秦桧和马加爵），问题事件（比如“无字访”处理的农民工和上访者），或问题现象（比如“公共物品”）引入事先设计好的特殊情景、特殊装置或特殊场地（他称为“方案”），让其静态展现，或动态互动，以期引起人们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对禁忌的突破意识，对麻烦的觉察，以及对危险的超越，等等。

                            图二:金锋作品"无字访"片段

面向问题的艺术是艺术的一种形式，是问题进入现场；“出了问题”的艺术则是艺术的一种失败，是现场出了问题。金锋可能没有意识到，“鲁迅邀请知识界”已经不是一般的行为艺术方案，而是精神行为艺术。这个方案其实是“嘴”的行为方案，嘴的行为有三种：吃，说，吻。在“鲁迅宴请知识界”的方案里，要展示的是前两种行为（虽然现场的“鲁迅”也进行了第三种行为，他吻了那个插科打诨的小厮），而且是想用第一种行为“吃”，引出第二种行为“说”。

“吃”是身体行为，“说”就是精神行为了。由于鲁迅的扮演者连鲁迅精神的底座也没有摸到，也不了解在座者的精神，更谈不上运用鲁迅精神进入当代问题的讨论。如果把这个尝试比作一只木桶，那个“鲁迅”就成了木桶上最短的桶板，所有可能有的精神之水，都从他那个缺口里流失了。可以这样说，那天晚上，面对那个演员，没有任何人有说话的欲望，似乎说了，不仅是对自己的嘲讽，更是对鲁迅的亵渎。结果，每张嘴都张了，但只有进去的食物，没有出来的话语。

其实，鲁迅是一柄匕首，匕首是不可能被扮演的，除非你有同样锐利的锋芒。你说他是解剖刀也行。鲁迅的最伟大之处，是揭示我们民族的病根，不是提供处方，他提供的顶多是药引子，引来的药方比已有的疾病更可怕。虽然匕首和手术刀今天仍然有它们的用途，但知识界更愿意提供的是螺丝刀。

即便“鲁迅宴请知识界”是一件“出了问题”的行为艺术，但金锋的尝试是值得的。面向问题的艺术出了问题，也是他要面向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面对自己的问题就是金锋所谓的“自我批判”，“我有时会把撞南墙看成是自我批判的一种方式”，金锋说。我们不小心扮演了一次金锋的“南墙”，会吃的南墙。

                        2009年6月24日

游西湖遇雨偶成

                     半城湖水半城树，

                     秋瑾墓对小小墓。

                     荷叶扇风柳篦雨，

                     将军路成人民路。（注）

注：友人介绍，经过杭州历届市政府的努力，原先许多被军队机关圈占的西湖风景区已经让出，以前被切成一截一截香肠似的环湖路贯通了，还湖于民政策逐步得到落实，中国有望实现美景无禁区。

    观察家们都注意到了，世界已经进入经济活动的航空母舰时代，小舢板难以在深海和重洋上生存。这次危机中，国家规模越小，越容易被列上国家破产名单的头几名，比如冰岛、拉脱维亚等，所谓"金砖四国"则受伤较轻，除了它们都是大规模国家以外，很难在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之间找到别的共同点。

    如果不带偏见，应该承认，在金砖四国里，中国的表现是最好的，无论是资金状况，还是对其他国家的帮助，比如采购欧盟、增持美债、贷款俄罗斯和拉美等，都获得世界舆论好评。

    某些人在比较"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我不这么看，我以为中国的成绩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国民性中的优良成分。可以列举出一千种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但有两种优秀品质不能否认：第一，中国人与日本人和韩国人相比，对朋友更慷慨；第二，中国人与美国人相比，对自己更节俭。

    第一个品质是"慷慨"，不是挥霍。对朋友慷慨，是“礼”，也是“义”。投桃报李，这是“礼”；投一报十，就是"义"了。中国人家里来了客人，连正在下蛋的母鸡都舍得杀，连口袋里的最后一枚钢蹦都舍得花。

    中国游客在欧洲、美国的购买能力，已经慢慢超过日本和韩国游客，不是中国人口袋里的钱更多，是中国人更讲义气，他们是为了亲朋好友才买那么多东西作为礼物回来送人。我家乡有个特讲义气的老板，到日本访问时，在"银座"买化妆品，把整个柜台都买空了，售货小姐笑得合不拢嘴。

    在这个点上，我曾经在日本还找到点民族自豪感。1989年2月，我们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应邀访问日本，当时虽然穷，我们许多团员与日本接待方交换礼品时，我发现我们的礼品仍然更贵重。我们的大多是中国手工艺品，他们送的要么是一摞手写纸，要么是一支简易圆珠笔，或者，是一块精美包装的夹心饼干等。访问期间，接待方为了省钱，好多次特意到旅日华侨开的饭店就餐，对老板说："你们故乡来的客人，送瓶清酒吧。"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丰田汽车公司中国科科长，不仅请我们到豪华饭店用膳，还送给每个女士两瓶法国香水，每个男士一个手提箱。第二天到丰田公司参观，他还送给我们每个团员一个车模，这些礼品即使在今天都算厚礼。闲聊中才知道，这个科长原来是在中国沈阳长大的日本裔战争孤儿，中日建交后回到日本。一旦与中国文化发生过亲密接触，一个日本人也能如此感恩和好客，我当时觉得他的赠予更加贵重，不在价钱，在情分。

    中国人对朋友慷慨，结果呢，第一有朋友，第二有购买力。因为有朋友，国际上有人相信中国崛起可能是机会，而不是威胁，因此在危机中愿意与中国进行战略资源合作，包括能源，原材料和港口合作等；因为有购买力，中国既能拉动内需，也能派出采购团和有消费能力的旅游团。最近海峡两岸三通，大陆旅游团云涌而至，在台湾敞开口袋花钱，可能不仅是在消费商品和服务，也在消费同胞情谊。

    中国人与美国人相比对自己比较节俭，量入为出，因此有更多的储蓄和投资。说中国储蓄过度导致这次金融危机，是把事情说反了，正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像美国人那样寅吃卯粮，过度消费，才没有导致金融流动性不足，既没有酿造危机，还动用庞大外汇储备来缓解全球金融危机。经济活动状况，有些关乎制度，有些关乎人性，还有些关乎文化。人性基本相同，文化则有差异。有的民族文化中的某些成分有利于投入-产出的经济活动，但不利于自由-平等的政治活动，以我之见，评价经济表现，既不能贪文化之功，也不能掩政治之丑，如此则既能免于自卑，亦能免于自大矣。（原载《凤凰周刊》2009年6月15日，原标题为《“义”与“俭”：经济危机中的非经济因素》）

很美国化的伊朗第10届总统选举昨夜完成第一轮投票，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前总统内贾德和前总理穆萨维，谁胜胜负虽然尚未揭晓，但已经揭晓的结果是伊朗胜了。

说伊朗胜了，至少有两个国际政治方面的理由。

第一，无论按照哪种国际政治理论，对伊朗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都错了。按照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的自由主义理论，只要你不能论证伊朗搞的不是民主，你先动手，要么证明你不是民主国家，要么表明那个以民主为核心价值的国际政治理论成了狗屁；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两个争夺世界霸权的大国才会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战争，说伊朗在争夺世界霸权，那不是狼找的借口？

第二，继续把伊朗定义为无赖国家或邪恶轴心，那标准就不是政治价值，而是宗教信仰，或种族血统，或某个下定义的国家及其盟友的利益，这肯定会损害定义的道义价值。

因此，说民主对国内政治是个好东西还不够，它还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量级武器，其当量可能远远超过伊朗和朝鲜正在试验的核武器当量。

这个周末有两个国家轮番占据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一个是朝鲜，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制裁它的1874号决议；另一个就是伊朗的总统大选。前者是安理会一致通过，对于后者，连奥巴马都说它“可能带给美国与伊朗关系改变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一意孤行的专制使它统治的国家成了国际街道上的老鼠，数年一次的大选给当事国留下重启国际关系的机会。

说到民主，从拒绝民主的各种借口看，伊朗是最没有可能实行民主的国家之一，文化经济水平不高，专制传统很长，在西方世界眼里，从波斯国王薛西斯到精神领袖霍梅尼，一直扮演自由的敌人的角色，信奉蔑视个人价值的伊斯兰教，国内极端教派众多，国家的根本制度还是政教合一，等等。

但它居然实行了10届总统大选，投票率高达70%以上，以致投票截止时间不得不推迟到午夜时分。这说明什么？说明对民主的冷淡来自不民主，不民主没有任何借口。

                             2009年6月13日